1951年4月，春意盎然的北京城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日子。58岁的毛泽东主席在繁忙的政务之余，收到了两封从武汉寄来的信件。信封上的字迹陌生而工整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多里并不罕见。自开国以来，主席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群众来信，其中大多是请求安排工作或反映家庭困难的。这些写信人中，既有湖南老家的亲戚故旧，也有他早年革命时期结识的友人。
面对这些信件，主席常常陷入两难。不回信吧，显得不近人情；回信吧，又必须坚持原则。他深知，作为国家领导人，绝不能开走后门的先例。据统计，仅建国一年多时间，他就亲笔写下了170多封婉拒这类请求的回信。然而这一次，当主席展开信纸时，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这两封信出自一位名叫陈文新的女大学生之手。她正在武汉大学求学，信是受母亲毛秉琴之托而写。透过字里行间，主席捕捉到了两个令他欣喜的消息：其一，他牺牲多年的挚友陈章甫还有后人存世，而且已经考入了高等学府；其二，陈章甫的遗孀毛秉琴依然健在，如今在湖南老家安度晚年。当时的主席或许不会想到，这个写信的姑娘日后将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女院士。
展开剩余84%这两封信让主席心中涌起无限感慨。第一重敬意是对毛秉琴女士的。陈章甫1930年牺牲时年仅36岁，留下三个年幼的女儿，最小的陈文新当时才三岁多。二十一年来，这位坚强的女性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，硬是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，最小的女儿还考上了名牌大学。这份坚韧让主席由衷钦佩。
第二重敬意则是对整个陈家的。陈章甫二十岁就与主席相识，既是知交又是战友。毛秉琴当年被主席亲切地唤作姐姐，主席还曾在陈家小住月余。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，主席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，许多湖南老乡都来攀亲。唯独陈家，直到现在才寄来这两封信，而且信中只字未提任何要求，仅仅是告知烈士后人一切安好。
得知老友后人如此有出息，主席难掩喜悦，当即提笔回信：文新同志：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，很高兴。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，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。问候你的母亲。这封落款1951年4月29日的回信，如今被珍藏在档案馆中。透过那力透纸背的字迹，我们仍能感受到主席当时的欣喜之情。
当这封信在五月初送达武汉大学时，整个珞珈山都为之沸腾。同学们争相传阅，惊叹不已：真的是毛主席亲笔回信！看这字迹，和报纸上刊登的主席笔迹一模一样！25岁的陈文新这才确信，母亲讲述的那些往事都是真实的——父亲确实是主席的挚友，主席也真的认识母亲。
这次通信的缘起，是陈文新不久前回浏阳老家探望母亲。身体每况愈下的毛秉琴，终于将丈夫与主席的往事和盘托出。收到回信后，陈文新立即赶回老家，将信一字一句念给母亲听。在女儿激动的声音中，往事如潮水般涌上毛秉琴心头。
陈章甫是浏阳才子，1911年17岁时就考入了长沙中路师范学堂（后并入湖南一师）。毛泽东则是1913年入读湖南第四师范，两校合并后与陈章甫成为同窗。虽然年长几岁，陈章甫对这位学弟却十分钦佩。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下，两位青年都立志报国。
毕业后，陈章甫在一师附小任教。一天，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在长沙各校张贴《征友启示》，寻找志同道合者。这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，但陈章甫深知这位学弟的远见，当即表示支持。于是，长沙各校门口很快出现了一则用兰亭体书写的启示，署名二十八画生（毛泽东三字的繁体笔画数），并注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。
这则启示引发了一场风波。女子师范的马校长误以为是求偶广告，怒气冲冲地质问陈章甫为何当起媒人。经解释才知是误会。正是通过这则启示，毛泽东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者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。
在开展农民运动时，陈章甫邀请毛泽东到浏阳老家考察。毛泽东在陈家住了四十多天，结识了陈的父母和妻子毛秉琴。文化程度不高的毛秉琴虽不懂丈夫和这位毛弟弟在忙什么，但她坚信他们做的是读书人的大事。
1918年4月14日，经过充分准备，14位青年在岳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学会，毛泽东是发起人，陈章甫是骨干成员。这些年轻人虽不知未来如何，但都决心要改变这个病了的国家。
毛泽东毕业后在附小任主事，独身的他整日忙于会务，生活无人照料。毛秉琴看不过去，主动承担起照顾他饮食起居的责任。毛泽东感激之余，认她做了姐姐——她比主席大半岁，又同姓毛。当时陈章甫的大女儿陈云四岁，便称呼毛泽东为舅舅。
1920年冬，毛泽东与杨开慧喜结连理。虽然杨开慧声明不要彩礼、不办仪式，但陈章甫夫妇坚持要帮他们布置新房。毛秉琴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新婚被褥，陈章甫则邀来老友凑了两桌酒席。在长沙青山祠，这场简朴而温馨的婚宴，见证了两家人深厚的情谊。
然而，他们生在烽火年代。1930年，陈章甫因叛徒出卖被捕。面对军阀何键的酷刑和以妻女性命相胁，他嘱托妻子：好好抚育三个女儿，继承父志。同年2月23日，36岁的陈章甫在浏阳门外英勇就义，高呼革命一定会成功。
八个月后，杨开慧也因拒绝透露党的机密而牺牲，年仅29岁。两位烈士都为人父母——陈章甫留下三个女儿，杨开慧留下三个儿子。他们用生命捍卫理想时，也将子女置于险境。这种抉择的痛苦，远甚于牺牲自己。
所幸在多方营救下，两家的孩子都得以保全。杨开慧的子女由舅舅和外婆照料，后经上海党组织送往苏联；陈章甫的三个女儿则由毛秉琴带回浏阳老家。当时大女儿12岁，二女儿8岁，小女儿陈文新才3岁多。
在重男轻女的农村，毛秉琴带着三个女儿务农为生。她让女儿们剃光头扮成男孩下田干活，后来在乡亲们帮助下才渡过难关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坚持让女儿们读书——这在30年代的农村可谓惊世骇俗。大女儿陈云小学毕业后自学成才，当上教师支撑家庭；小女儿陈文新天资聪颖，成为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，考入武汉大学农学院。
正是在女儿学业有成后，毛秉琴才将往事告知，这才引出陈文新给主席写信的事。这些年她不是没想过联系毛弟弟，但生性要强的她不愿给人添麻烦。直到身体每况愈下，她才让女儿代笔问候。
主席的回信证实了她的预感。更令她感动的是，主席还汇来300元资助陈文新求学。此后，主席曾三次接见陈文新：第一次在中南海，特意用辣椒炒苦瓜这道辛苦菜致敬陈家的付出；第二次在陈文新赴苏留学前，长谈六小时叮嘱要结合实际学习；第三次在莫斯科大学，那句世界是你们的激励了无数留学生。
1959年回国后，陈文新选择研究冷门的根瘤菌，走遍全国建立世界最大的根瘤菌菌库。2001年，75岁的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虽然主席未能亲眼见证她的成就，但陈老可以告慰父亲、母亲和主席的在天之灵：这盛世，如您所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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